周总理是我国第一任外交部长，为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尊严，在国际舞台上殚精竭虑、妙语连珠，尽显大国风采。曾有美国记者因总理使用美国钢笔，恶语相向、明嘲暗讽，总理面对记者揶揄，是如何回应的呢？
一、临危受命，总理为何能成为我国第一任外交部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这个时候周恩来为何能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任政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呢？
1949年九月下旬，开国在即，此时到中南海会议大厅却争论不休，论题便是：谁最适合当任务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外交部长是一个国家对外的代表，参与国际事务，并在相应国际事务上代表自己的国家进行表态，有时还需要出访一些国家并进行外事活动，在各国地位特殊、职责非常。
在美国，外交部长被称为国务卿，地位仅次于正副总统、位居内阁成员首席，倘若总统发生意外，可以在副总统和参众议院议长之后继任总统。日本和英国的都有类似的设置，有些国家的政治首脑，甚至会亲自担任外交部长，可见这一职位的重要性。
有的人推荐陈毅司令担任我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给出的理由是陈毅司令见识广博；也有人推荐毛主席担任，认为主席深谋远虑，很适合这个角色。最后鉴于建国初期我国外交事务举步维艰，建设国内和树立国际形象同样重要，亟须与世界诸国建立良好稳定的外交关系，毛主席提议由周恩来总理担任。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总理是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
总理有丰富的国外生活留学经历，相较于其他共产党干部，对国外的政治、历史、文化等了解十分深入；在战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在与外国人的友好交往中，积攒了大量外交经验；总理关心国际形势，极为看重外交工作。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在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5年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曾经在国民党的“陪都”，言辞恳切地告诉时任中国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总理将成为最佳的外交部长人选。总理的外交艺术让世界倾倒，连毛泽东主席也曾盛赞总理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超过自己，能够游刃有余，处理复杂矛盾。并且在建国以前，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方针和原则，总理就已经了然于胸，并且还在1949年2月亲自起草外交工作指示。
由此可见，总理的能力，世界有目共睹，享誉中外，再加上主席的提议和多方面考虑，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二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外交部长。
二、中国总理用美国钢笔，总理如何面对诘问？
1953年，为了探明朝鲜战争中中国的立场，一位美国记者前来采访周总理，但却不怀好意，四处寻找贬低中国的借口，很快他便有了发现，周总理书桌的笔筒上，赫然放置着一支派克钢笔。
派克是美国的著名品牌，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各国元首的首选书写工具。就连1972年，尼克松访华，给主席带来的见面礼之一，便是一支特别版的派克金笔。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总理的书桌上放着派克钢笔，不足为奇，无可厚非，但美国记者显然不想放弃这个机会，颇为挑衅地询问总理：“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纯粹是无理取闹。一句话明嘲暗讽，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挖苦中国，只指责美国为帝国主义，却使用着美国的钢笔；一方面，实际上是在嘲笑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连一些钢笔都不能自己生产。如此行径，摆明了是要让总理难堪，通过贬低中国来抬高自己。
总理毕竟还是总理，很快将美国记者嚣张的气焰直接摁灭，明确地表示，这支钢笔纪念意义大于实用意义，是来源于抗美援朝战场缴获的战利品，自己无功不受禄，本不想接受，但朋友盛情难拒，只好留作纪念，于是收下了这支钢笔。美国有他们引以为豪的派克钢笔，中国也有民族品牌英雄钢笔，总理的意思不言而喻，不卑不亢，既没有刻意贬低美国，同时也恰到好处地表明了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中国不是生产不出钢笔，总理使用这支钢笔，是因为它是纪念品，意义非凡。美国记者羞愧难当，跋扈的态度荡然无存，不知如何回应。
从这应对小小的一支钢笔的事件中，足以窥见总理的外交智慧，维护中国尊严和利益的责任感与担当。除此之外，总理还有许多惊艳绝妙的外交瞬间，让人不由对总理的外交艺术叹为观止。
三、总理的还有哪些外交瞬间，新中国外交事业有多难？
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些居心叵测的国家，时常利用新闻媒体，通过舆论贬低和抹黑中国。
曾经有西方记者询问总理，中国银行究竟有多少资金？一个国家的资金数量是国家机密，再加上中国当时处于特殊时期，财政困难，自然不能轻易泄露。总理委婉地回答，18元8角8分，向一脸狐疑的众人解释，中国银行发布了10种面额的主辅币，面额合计，就是18元8角8分。
总理访苏，与赫鲁晓夫会晤，指责他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赫鲁晓夫却话锋一转，假模假样，承认总理的观点，说自己是出身工人阶级，而总理是资产阶级出身。暗讽总理为“资产阶级”说话，总理无法炮制，表示赞同，随即说，他们二人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都背叛了自己原有的阶级。据说此言一出，在共产主义国家引为美谈。
这样的外交瞬间不胜枚举，总理令人艳羡的外交艺术背后，却是新中国艰辛的外交事业。
建国初期，我国外交事业“另起炉灶”，概不承认建国前的屈辱外交，从党内和军队中抽取大批骨干，重建外交队伍。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就有十余名高级将领，被誉为“将军大使”，他们大多不懂洋文，不熟稔外交，就连刀叉的使用也是总理手把手教，他们也不负众望，兢兢业业。
许多老大使回国的时候，对总理又爱又怕，十分积极“备课”，迎接总理的“考试”，“成绩不佳”的，还会被总理批评。总理也会不耻下问，向大使们了解情况，询问问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便是当时乃至现在外交事业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周总理乃至他身后代表的大批默默付出的外交官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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