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奇葩说》之后，米未还推出了《饭局的诱惑》《拜拜啦肉肉》等节目，似乎并未炸起多大的浪花，所以当《乐队的夏天》出现时，我感兴趣的是，马东是不是该出点有意思的东西了。
第七届中国互联网视听大会上，他谈到这几年米未在内容制作上的经历：
「做了《奇葩说》之后，市场、受众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那个时候我们膨胀，觉得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东西。我们同时做了四个节目，把一个导演组分成四个总导演，各带一拨人去做，结果乏善可陈。一年前，我们开始调整战略，把所有的导演放在一个人物上，一年我们只做两个项目，上半年就是《乐队的夏天》，以及年底会跟大家见面的《奇葩说第六季》。」
对于我这样的摇滚乐门外汉来说，节目中出现的所有音乐都是新的，而在此之上，我有些惊讶于其中最打动我的部分恰好来自于前两期节目中比较老牌的两只乐队，当然，九连真人、斯斯与帆和click15是另外一种惊艳。
不可否认，音乐是有门槛的，不然节目中张亚东也不用费力用比较易懂的方式去解释那些乐理知识，但另一个角度来说，音乐又是无门槛的，因为被打动，也许只要一瞬间。
由于先看的是第二期节目，所以第一个打动我的瞬间是痛仰乐队《再见杰克》里的第一句“雨绵绵的下过古城，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的旋律，是一种轻盈的、微醺的潮湿感，但歌曲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听一首歌，如果不是特意想去了解，也就跟着哼唱就是了，但我还是好奇那种打动我的力量从何而来。
再见杰克
之后我看了痛仰的书《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这是痛仰乐队成员高虎、张静、迟功伟、宋捷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叙述了他们学习音乐的经历，以及和痛仰的故事。
书里，高虎说他很喜欢《美丽失败者》台湾译本序言中一句话：我要面对教条微笑，但是誓死反对它。他觉得这句话和痛仰乐队所追求的理念非常契合。
《乐队的夏天》中马东问他们：痛仰的灵魂改变过吗？
高虎回答马东：哪个呀？I don’t know.
这种看似直怼的回答给节目制造了一定综艺效果，但气氛还是稍显紧张，后来大伟的补充很巧妙：我们的灵魂在下面。就是，在观众当中。
其实高虎这样的回应完全可以理解，我相信那是思维的习惯性反应，因为他不想敷衍，又不想过分认真，在综艺节目中过于认真的用语言去谈“灵魂”似乎显得特庸俗，但通过文字或者音乐的传达又不一样，那是间接的，隔了一层媒介。
摄影/张扬
因为对“边缘文化”的喜欢，高虎有一段时间经常读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在路上》《达摩流浪者》等等，
「我在写《再见杰克》这首歌的时候很少和外界接触，但我还是会去逛书店，我发现书店里凯鲁亚克的作品和介绍他的书在那阵子突然多了起来，我本能地排斥这种一窝蜂的做法，就像格瓦拉的形象成了一种流行符号，这让我的心里有些抵触。所以《再见杰克》这首歌的背后其实有这层意思在里面。」
这是《再见杰克》的由来，不过高虎也在文字中反思，凯鲁亚克的书的确影响了很多人，那些人因为看了他的书而选择了那样的生活方式，倒也是件好事。
树村
后来我又看了他们2000年前后几年在“树村”经历的纪录片——《自由边缘》《自由边缘之鉴证》《后革命时代》等等。纪录片里主要是生活在树村里坚持摇滚乐的小孩，每个人面对镜头说说自己叫什么，来自哪里，家里有几口人，什么时候来树村的，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树村的村民之前一直以农业为生，后来随着时代发展，涌进了这样一群年轻人，于是村民们纷纷将房屋出租，甚至继续添砖加瓦盖起更多房屋用来出租，虽然这里房屋破旧，道路泥泞，但房租只要百来块，民房多，很适合乐队的日常排练。
有的屋主还和这些爱摇滚乐的小孩构建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不仅不嫌弃这般小孩每天敲敲打打的噪音，还会为周边村民对他们“噪音”的抱怨而辩护。
几个屋主在镜头前的聊天特别有意思，他们有的对音乐也有热血，有的不理解但支持，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小孩在这里坚持什么，但他们知道这些小孩并不是像他们的外表呈现出来的那样“社会”，纪录片中有位房东大姐的话挺令我感动的：
看过纪录片，回头再来看如今这些乐队从小众走向大众舞台，担心之余又不禁感慨，在树村的那些小孩中，有多少是像大姐对高虎的预言那样走出来的，有多少是南下谋生再也没有回来的，有多少是如今还在默默无闻坚持着的。
树村中一对摇滚情侣的背影
乐·队
通常一个乐队的出现，是从“玩”开始的。
高虎在书中写道：
「一支乐队的建立，往往就是因为几个朋友共同喜欢着某个知名乐队，大家就分分工，你弹吉他，我弹贝斯，大家就这样一起玩出一个乐队来。可是这种乐队成员间的关系很脆弱，大家只因为爱好相近才走到一起，但是在后期的创作过程中，很可能因为一首歌而出现分歧，导致乐队成员出现变动，甚至解散。」
痛仰的贝斯手张静曾经离开过一年，是那种突然的不辞而别，对于这段经历高虎说：
「我从没有专门问过张静当初为什么离开，但是回想起乐队成员以前相处的状态，大家免不了会在音乐的表现及细节处理方面存在意见分歧。而在这时，我往往必须做出决断，如果将音乐排到一半而不了了之，那稍纵即逝的感觉足以让很多的歌无法存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有时会显得比较独裁，说话的方式有些欠考虑，不经意间会伤到人。」
2007年，离开的这一年中张静待过厦门的曾厝垵，也去了云南大理，经常在丽江和束河的酒吧里弹贝斯，他说自己的不辞而别，是因为当时那种对生活无所适从的感觉让他很迷茫。
张静魔性、爽朗的笑声让人印象深刻
就像很多俗套的励志故事，张静渐渐发现自己始终放不下的是音乐，放不下和队友们一起打拼多年的默契和情感。后来宋捷从北京寄给他一张CD《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里的大多数歌是他们2006年巡演阶段创作出来的。2008年，在离开一年多后，张静重新回归了乐队。
不可否认，高虎是痛仰乐队的灵魂人物，他与张静的彼此欣赏也是痛仰最初成立的基础，后来加入了大伟和宋捷，都是长期的选择和磨合的结果。
节目中马东说，《乐队的夏天》做的是乐队当中的“队”，“乐”很重要，但是“队”更重要。乐队像婚姻，天底下最不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了，就叫乐队。
乐队像婚姻，我并不是完全同意，婚姻没有这种力量，婚姻是人类弱势的体现。因为“爱”就是“怕”。
他说“队”更重要，我想马东说的一定不是字面层面上的那个“队”，而是作为乐队成员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构成的带有某种性格的总体表达，也正因为它有“构成性”，就呈现出了与个体不太一样的特质，它会分裂，也会聚合，而这种聚合的力量也许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说天下最不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了？
乐队的成员一般都有很强烈的个性，但是他们却能够因为某种共同的追求而在一起合作，20年，甚至30年，可见这其中让他们聚合在一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乐队”的特殊性，或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摇滚”的特殊性，就是这种聚合力量与器乐的一个结合而发出的呐喊声。但终归到底，所谓的摇滚精神，是要席卷和回归到每一个个体的。
以前听到摇滚乐，总是感觉“很吵”，主要还是因为不理解，现在听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吵”源自什么。
摄影/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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