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社 会 转 型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社会转型应当分三个层面讨论:第一个层面是文化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转型;第三个层面是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思想创新,制度转型的核心动力是利益集团的博弈,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从中国社会历史看,文化转型可能大约发生在从商到周期间。商代是“祭祀文化”,周代是“礼乐文化”。“祭祀文化”更注重超越界,而“礼乐文化”更注重世俗性。从“祭祀文化”到“礼乐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彻底转向。至此,从周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都荫罩在了周“礼乐文化”的框架下而不断发生变化。从制度转型看,则是以秦帝国的建立为分水岭。从经济转型看,则应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好的社会转型应注重均衡和可持续性。具体在文化方面,就是要寻找世俗文化与神圣文化的一种平衡;在体制方面,要寻找集权与分权的一种制度均衡;在经济方面,要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另外,任何社会转型,都有一个初始条件。初始条件不同,往往转型的结果就有差异。社会转型最优的初始条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强势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公众的良心。
关键词:社会转型 中国转型 研究
关于社会转型问题有很多研究,笔者就此问题也谈一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什么是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什么是社会转型?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应当分三个层面讨论,不能统而论之。第一个层面是文化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转型;第三个层面是经济转型。
文化,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注重世俗性的文化,一类是注重神圣性的文化。文化转型,其标志就是从世俗性转向神圣性或从神圣性转向世俗性。
制度,核心是政治制度,或关键是权力的分布。而权力的分布,无非是分散或集中。所以,制度转型,其主要标志就是权力从集中转向权力分散或权力从分散转向集中。
经济转型,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世界历史看,产业结构大体有狩猎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等。所以,经济转型,就是从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或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这里完成转型的标志是后者的产值比重或人口比重至少要占到50%以上。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文化是社会的灵魂,经济是社会的肉体,制度是社会的骨架。所以,文化转型是社会灵魂的转型,而经济转型则是社会肉体的重生,制度转型则是社会骨架的变革。相对制度转型和经济转型而言,文化的转型应更为重要,因为灵魂更体现了社会的本质。
二、社会转型的动力
由于社会转型分三个层面进行,所以,社会转型的动力也分三个层面。
文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思想创新。而思想创新的主体则是知识分子,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启蒙。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知识。一般而言,由于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具有批判精神,所以,知识分子就更具有创新的优势。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人的创新结果。社会文化转型,最终是所有这些创新的总体合成。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启蒙未必就一定是文化从神圣到世俗,如欧洲的启蒙一样。实际上,将过度世俗的文化神圣化,也是一种启蒙。民众过度世俗,本质也是一种蒙昧,也是一种不理性的表现。
制度转型的核心动力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往往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或斗争的结果。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总是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政治则是实现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所以,对工具和手段的争夺就非常激烈。最终制度如何转型,将取决于利益集团博弈的最后均衡。
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技术变革将导致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生产力,最终将导致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发展规模。
三、三种转型的关系
三个层面的转型未必在时间上是统一的。是文化转型在前,还是经济转型在前,还是制度转型在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往往是三者交错进行。也有可能是经济转型完成了,但文化转型没有完成,或制度转型完成了,而经济转型没有完成,或者是文化转型完成了,但制度转型和经济转型都没有完成。
但三类转型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一般而言,文化转型与制度转型关系较为密切,而经济转型则相对独立。由于制度的变革,总是要受到变革主体价值观的指导,而价值观又是由文化规定的。所以,具有专制集权传统的文化,其体制的选择往往会具有更多集权的成分。另外,文化的转型,也会受到特定制度的制约。专制集权的制度,必然要求与专制集权制度相适应的文化。相对于文化转型和制度转型而言,经济转型则相对独立,这主要是因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则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不是说经济转型就完全独立,经济转型的快慢往往也受到文化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制约。并且从长期看,若没有文化和制度转型的配合,经济转型往往就是低效率的或是高成本的。另外,经济转型也会对文化转型和制度转型有反作用。经济转型必将产生不同的利益团体,所以,经济转型也将客观催生新文化和新制度。
四、中国社会转型历史分析
从中国社会历史看,文化转型可能大约发生在从商到周期间。商代是“祭祀文化”,周代是“礼乐文化”。“祭祀文化”更注重超越界,而“礼乐文化”更注重世俗性。从“祭祀文化”到“礼乐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彻底转向。至此,从周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都荫罩在了周“礼乐文化”的框架下而不断发生变化。
“祭祀文化”由于更看重超越界,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更偏向人的内在自觉。而“礼乐文化”由于更看重世俗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则更偏向于人的外在形式。从“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也就使国人的约束从内在转向了外在。
由于约束从内在转向了外在,这必将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有内在约束的民族,更容易导向民主制,因为内在约束更容易导致一种自觉人格,民主制度也就能更体现出其优越性。另外,有内在约束,必然就有一个强大的超越界的“神”,这对世俗的“王”也是一个制衡,这对民主建设也有利。而若只有外在约束,为了加强约束的效力,这就必然客观上要强化世俗权力的约束。因为外在约束本质是一种软约束,若没有强大的世俗权力约束来补充,社会就很可能很混乱和无序。而世俗权力约束的加强往往就容易导致集权制以及酷刑的盛行。并且集权制往往是通过酷刑来提高对人的灵魂的震慑力,进而产生一种与内在约束相似的作用。
中国社会为什么几千年专制集权不倒?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生长茂盛;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体制总是基本不变,可能也是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均衡。由于缺乏超越界,缺乏内在约束,而礼文化所起的约束作用是很有限的,于是,集权制也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权力也就成了“神”的替代品。
另外,由于缺乏内在约束,礼文化就容易导致面子化,约束也就容易导致面子化,最后,面子也就成了最后的约束,面子文化就会盛行。另外,在社会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家族文化和血缘文化也容易盛行。在秩序缺乏情况下,家族和血缘既提供了一种保护功能,也对超越界的缺乏起到一种替代作用,这里家庙和祠堂就是对超越界的一种替代。
从制度转型看,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则是以秦帝国的建立为分水岭。以前大约是分权占优势,封建制本质就是一种分权,而以后则是集权一统天下,千年不倒。
从经济转型看,则应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当工业经济比重超过农业经济比重时,也就完成了经济转型。
五、未来社会应转向何方
社会转型,有可能转向好的方向,也有可能陷入误区。笔者认为,好的转型应注重均衡和可持续性。
一是在文化方面,要寻找世俗文化与神圣文化的一种平衡。我们既要反对文化的过度神圣化,也要反对文化的过度世俗化。新的文化既要处理好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认为,建设一种和谐文化应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里和谐文化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是要具备理性精神;人与人的和谐,主要是要有诚信意识;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和谐,核心是要保持敬畏意识。
二是在体制方面,要寻找集权与分权的一种制度均衡。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集权体制,若不能体现正义原则,这两种体制本质都不是合理的。集权体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约束集权者,是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民主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民主虽然能体现公共意志,但公共意志未必就体现正义原则。从目前看,民主体制比集权体制相对能更好体现正义原则和精神。但目前西方民主体制并不是完美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开化和协商化是完善民主体制的一条有效途径。另外,在制度引进建设方面,也要注意与本土文化的相容性。不相容,引进的制度就是一个空架子,就是摆设,就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
三是在经济方面,要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目前,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关系看,工业经济也不能过度张扬,应更加注重发展农业经济,要降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从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关系看,要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消费角度看,要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和炫耀性消费。从分工角度看,应提倡各国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反对过分依赖全球化。从信用角度看,应反对信用的无限制扩张,提倡币值的稳定和有节制的信用。在经济调控方面,我们既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超越凯恩斯主义,要适度刺激需求,而不应一味注重刺激需求。
六、社会转型的最优初始条件
任何社会转型,都有一个初始条件。初始条件不同,往往转型的结果就有差异。社会转型最优的初始条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强势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公众的良心。
社会转型要不要强势的政治领袖,有不同观点。有些人认为,转型过程本身就包括对强势政治领袖的消解过程,因为民主化是不需要强势政治领袖的。其实,从社会最终的转型目的看,肯定是要消除政治权威的,是要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治体制的。但在转型过程中,未必就不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有强势的政治领袖,可以有效把握大局,从而可为转型提供权力和秩序保障。若没有强势的政治领袖,转型就更多具有了自由主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就是一个各利益集团的混乱博弈,其均衡结果就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自由主义可以导致社会创新和知识的扩展以及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自由主义未必就导致社会道德和秩序的扩展。而一个社会若有知识和效率,但缺乏道德和秩序,这样的社会发展必然是高成本的,也是缺乏正义精神的,其本质也是不合理的,也是需要进一步转型的。
但强势政治领袖要成为社会转型的最优条件,其自身也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领袖本人要具有强烈的正义精神,并能将这种精神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二是在社会转型完成后,领袖本人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若强势政治领袖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社会转型就是麻烦,在强势政治下,社会就可能面临落入一种集权主义结构的危险。
杰出的思想家为社会转型提供最优设计。若没有杰出的思想家提供设计图纸,社会转型就是盲目的,就是一个摸的过程。而摸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
公众的良心是实现社会转型稳定有序的基础保障。转型必然伴随秩序和制度的重新建构,必然会出现一些秩序稀缺或规则矛盾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良心出场,有无良心就是社会有序无序的关键。有良心,即使社会缺乏明文规定的各种正式制度,社会各种交往活动本质也会是有序和合理的,不会与正义偏离太远。这里良心实质就是心中的法官,也是外在秩序的心灵守护者。古罗马的西塞罗说: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良心是“人内的神”,“圣神居在你的心中,他是我们做坏事的监督人,好事的防卫者”。蒙哥马利说,良心是罪人的地狱。卢梭说,良心是善与恶的万无一失的评判者。拉蒙纳斯也说,良心是公正廉洁的法官。
另外,若社会公众缺乏良心,就是有强势政治领袖的领导,也有杰出思想家的思想,也很难变为亿万群众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很可能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生巨大的偏差,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强势的政治领袖,如何产生?这是一种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时势造英雄,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另一方面,英雄也需要有英雄的人格基础。而人格,与遗传以及后天环境的造就和培养都有很大关系。
杰出的思想家,如何产生?首先,需要提倡思想的自由和开放。自由和开放是产生杰出思想的基础条件。其次,国家要更加注重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和扶持。对社会发展而言,社会科学实质比自然科学要更重要。自然科学体现的是工具理性,而社会科学更多体现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要高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统领。工具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把握中,才有可能体现出其积极的意义。
公众的良心,如何产生?这就需要对习俗进行改造。包尔生认为,良心是从习俗中获得的,可以把良心定义为对风俗的意识或风俗在个人意识中的存在。马克思也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参考文献:
1.宋圭武著,《碰撞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面子、血缘、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宋圭武著,《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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